关于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方

2019-09-07 作者:admin   |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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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01展开全部动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之一。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 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 维新派和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两大目标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开议院,倡议民权,限制封建君主的权利,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文化上,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对促进人民的觉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为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做了政治、思想上的重要准备。与维新派向对立的是顽固派,双方为是否变法进行论战。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两者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1)上书请愿。光绪14年,公元1888年时逢中法战争,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光绪皇帝,这一年中国因“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又逢全国科举考试,康有为联络了18省1300人光绪,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实行变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康有为前后共写了7次请愿书。

  2)创办报刊。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主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记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当时《时务报》发行最为广泛,湖南的改良派还办了《湘报》。

  3)组织学会。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后又在上海组织了“强学会”。长沙组织了“南学会”。“南学会”具有议会的雏形。

  4)创办学堂。在戊戌变法之前,长沙就办了“时务学堂”,学堂总教习是梁启超,这是为维新派培养干部的学堂。

  1898年(光绪24年,戊戌年)6月11日,光 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下诏变法,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缉拿维新派,前后共103天,历史上称其为“百日维新”。

  1)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让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在当时阻力很大,即使是光绪皇帝也当面受到守旧大臣刚毅的阻挠。兴办学堂,当时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2)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搞好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

  3)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造兵轮、建海军。

  4)社会风气改革。把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女人不缠足(这项没通过)等。

  5)政治改革。这方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皇帝在有限的几方面提出以下几项:①广开言路,凡是朝廷官员如有意见都可以通过本部门(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上书。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反映意见;②精减机构,撤销了六个衙门(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③任用新人, 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君主立宪”,国家建立上下议院(国会),在百日维新前,他们惟恐通不过,退到开“制度局”,后又退到开“懋勤殿”(在紫禁城内,康乾时代皇帝与内阁大学士等议论政事的地方),请皇帝与大家讨论各项改革制度。通过以上各项改革,可以说百日维新是近代史上完整的改革运动。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洋务(夷务)”这个词,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外国的一切事情,提倡和主持洋务的人自然就成了洋务派,在洋务派刚刚产生之时,由顽固守旧派占主导地位的清廷对之所抱的是敌视的态度,许多洋务派的创始人例如林则徐等都遭到了悲惨的下场。由于政府对办洋务不赞成、甚至反对,所以当时的洋务派可以说是在偷偷摸摸地办洋务,也就弹不上什么洋务运动了。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随着太平天国、捻军、一次、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欣、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这批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握有大权的军政重臣,且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也已看到了要维护自身统治不得不借助泰西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提议,于是一场影响了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在举国上下“办洋务”的热潮中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1888年北洋水师的成军更是使清朝的国防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使得中国的军队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近代军队。

  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1864年李鸿章

  奏请清廷改革科举制度,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变成为了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重重的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线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一面调湖北新军入川,一面命“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四省保路风潮兴起时,湖北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机关配制炸药不慎,起义机密泄漏,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刘被杀,清军四处捕捉革命党人。当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士兵,打死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经一夜战斗,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首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这些政策法令,移风易俗,革故鼎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的篡权,以及一些革命党人的妥协退让,致使南京临时政府权力被袁世凯所篡夺。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1913年的“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阀。袁世凯“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陈独秀无疑是领袖人物,对于他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陈独秀以创办《新青年》为阵地,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当时他还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六义”,实际上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出来;接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把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引向了对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的彻底批判,他不愧为“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

  在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中,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人物,他不仅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而且在《文学革命论》等文中提出了具有彻底革命意义的文学革命主张:(1)陈的文学革命主张充满了强烈的革故更新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战斗口号,不容许任何人对文学革命进行匡正,没有丝毫的温和忍让的色彩,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愿“拖四十二生大炮,为之前躯”,表现出彻底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陈的文学革命主张,不仅注意语言形式的改革,而且十分重视文学内容的革新。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有文学革命的内容问题,又有文学革命的形式问题。既不仅主张反对旧文学的形式上的雕琢、铺张、艰涩等弊病,并且反对阿谀、陈腐、迂晦的封建文学内容,积极主张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建设以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为特征的“国民”、“写实”、“社会”、的新文学。(3)陈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政治界的革命之所以虎头蛇尾,主要因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漠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不仅说明了文学革命同政治革命关联着,而且也说明了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必要准备。(4)到了一九一九年底,随着陈独秀的世界观的转变,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增进了新的因素。他进一步认识到文学改革同时代进步的关系,提出了“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使文学适应“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的需要和表现“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需要。虽然表述得不够清楚,但也看出他文学主张进步的足迹。此外,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态度同胡适相比,坚定得多,激烈得多,彻底得多。正如郑振铎所说的那样:“他是这样的具有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的!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

  陈独秀的文学主张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所提出的“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缺乏明确的阶级基础,具体内涵是什么没有充分的阐述,带有朦胧的色彩;对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关系的理解上,夸大了文学革命的作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而对西欧文学却极力推崇,不加分析地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等文学,都做为中国新文学的楷模,这也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作怪。

  陈独秀在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中,同样表现了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勇猛坚定的立场,给旧文人的攻击和诽谤以有力的回击。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受到封建文人的“八方非难”,视“新青年”派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面对着复古派的挑战,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仁一起进行了反击。他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一篇声讨复古派的战斗激文,表现了“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新青年”派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勇气。特别是他同李大钊一起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在《每周评论》上,组织了对林琴南为代表的复古逆流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为保卫文学革命的初步成果和战斗方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领导者的锋芒和才干。由于陈独秀尚不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投入这场反对复古派的斗争,因此他对封建军伐“伟丈夫”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劝人们以“同情的热泪”使反动军伐“放下屠刀,一起走向光明”,这又表现出唯心史观的局限性。

  陈独秀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的捍卫者,而且也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他除了写杂文外,还创作白话诗。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言》中说: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的白话诗作得很好,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先为文学革命的深入打开了个缺口,回击封建文人的非难,因此新文学同人大都参加了白话诗创作,陈独秀的《除夕》就是白话诗最初开始实践的产物。在文学革命的时间中,他们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艺思潮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系统介绍西方进步文艺思潮的重要文章;虽然他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时特别强调文艺与改良人生、文艺与改革社会的关系,但是他对于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并分辨不清楚,菁芜一起加以肯定。

  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尤其注重创作实践,他不仅催促鲁讯做小说,并催促鲁讯做杂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鲁讯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小说,都发表在新青年上,而陈独秀是“催促”鲁讯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讯称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这里说的前驱者应包括陈独秀在内。

  总之,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居于领导者、组织者地位。